罗素的疯狂

罗素，英国著名的哲学家，二十世纪西方哲学集大成者。新文化运动兴起时，《新青年》杂志只给三个人办过专号：马克思、易卜生、罗素。 当时北京大学还做过一次民意测验，问题是：“中国之外谁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？”1千多人测验的结果是：列宁第一，威尔逊第二，罗素第三。 中国知识界对罗素的崇拜，可见一斑。 那么罗素其后是如何与中国产生了关联呢？当时，梁启超与蔡元培、汪大燮等人正在筹备讲学社，而罗素是他们拟定聘请的第一位学者（此后还有杜威、孟禄、杜里舒和泰戈尔）。 出身英国伯爵之家的罗素，因为残酷的一战，而对西方的未来产生了幻灭感。1920年五六月份，罗素踏上了苏维埃新世界的土地，四处考察，与列宁等人对谈，但并未找到答案。 失望而归的罗素，回到伦敦家中，在大量积压的信件中，意外发现一封来自中国的讲学邀请。信中邀请他到中国讲学一年，酬金除往返差旅费外加2000英镑。当时失落的罗素，也十分希望能在这古老而又变化中的东方国度，寻找文明新的钥匙。 在证实了不是有人开玩笑之后，罗素回信，表示愿意前往。1920年8月，他由情人朵拉·勃拉克陪伴，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，来到了上海。 中国人从来都是盛情好客的。罗素大师的衣食住行，被安排十分周到。朵拉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，他俩受到了“国王和王后般的”款待。充满老派绅士风度的罗素，登上了各大报纸的版面。但其间闹了一个乌龙：由于罗大师刻意没有介绍朵拉的身份，媒体于是想当然地推断，称她为“罗素夫人”。等记者弄清朵拉是罗素的“剑桥弟子”，不得不急忙登报更正、致函道歉。 在一次晚宴中，兴高采烈的罗素第一次发表了公开讲话。或许是为了回报中国人的热情，罗大师在晚宴上猛夸中国的历史文化，并疾呼，中国人务必要珍惜自己的传统文化。 于是，《申报》的报道中，他的演说被冠以一个醒目的标题：“罗博士言中国宜保存固有国粹”。 但在当时，一战结束，民族工业初兴，外有列强，内有忧患，新文化运动下，人人都喊着“破除一个旧世界”，全盘西化的呼声十分高涨。罗大师“保存国粹”的说法，显然不符合中国人的期待。周作人先生首先发难，在10月17日《晨报》上刊发的《罗素与国粹》中说：“罗素来华了，他第一场演说，是劝中国人要保存国粹……但我却不能赞成。”周作人告诫说：“罗素初到中国，所以不大明白中国的内情，我希望他不久便会知道，中国的坏处多于好处，中国人有自大的性质，是称赞不得的。” 此后罗素在中国的讲学，左者嫌其太右；右者嫌其太左。罗素不是一个“标题党”，更不是一个“情绪煽动者”，他无法给中国人一个断言式答案，在“非黑即白”的时代，他的态度显然是不受欢迎的。不仅左者鲁、毛、陈、李都对其进行过批评，右者如胡适等人也不满他的主张，就连北洋政府都差点将罗素驱逐出境。 好在讲学社给罗素的待遇十分优厚。罗素于10月31日抵达北京，租住在东城遂安伯胡同一所宽敞的四合院。他们用中式家具布置了房子，还雇佣了厨师、家童、人力车夫和裁缝女佣，生活十分舒适。 每逢休假日，罗素常去天坛，他后来在书中写道：“它是我有幸看到的最美的建筑了。我们会无言默坐，沐浴着冬日的阳光，沉湎在和平静谧之中，然后离开那儿回来准备以镇定和平静的心情，面对我们自己那个混乱的欧洲大陆的疯狂和苦痛。” 1921年春，在保定育德中学的一次演讲中，由于受寒引发肺炎，罗素连日高烧竟至病危，不得已，只好请刚在中国认识的美国哲学家杜威，为他拟好遗嘱，还作为见证人在委托书上签了字。 幸运的是，洛克菲勒集团提供了血浆，帮罗素闯过此劫。由于在中国讲学并不受认同，他本已无心逗留，朵拉又已怀孕，此刻更是想尽快离开。在寄往英国的信中，他说：“患病前我就已讨厌中国的北方了，这里很干燥，而且人也冷酷无情。我深感疲惫，归心似箭。” 因此到了7月，罗素刚能拄拐行走，就迫不及待地买了船票，准备离京。在欢送会上，他作了《中国走向自由之路》的演讲。让中国人吃惊的是，他不再含糊其辞，一口气为中国提出了十几条建议。对于中国当时的问题，罗素的答案是：国家社会主义。他说：“在目前产业幼稚、教育不普及的中国，不能模仿西方的体制，而必须经过一个砖制的过渡期……需仿效俄国的方法，第一步惟有采用国家社会主义为最切当。” 罗素将东西方进行了“区别对待”：他建议西方实行公会社会主义，却主张中国实行国家社会主义。因此，有些人因此认为，罗素觉得中国不配走西方的路。胡适为此作了一首题为《一个哲学家》的诗：“他看中了一条到自由的路，但他另给我们找一条路。这条路他自己并不赞成，但他说我们还不配到他的路上去。” 罗素的中国之行，最终以双方的的失望告终：罗素没有在中国找到西方工业文明的解药，中国人也没有在罗素这里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。 临别之际，有人请罗素评价中国人性格。罗素没有客套，给出三个词：“贫穷、自私、冷漠”。这评价看着十分刺眼，但和仅在中国呆了几天的爱因斯坦，在日记中写中国人“贫穷、鲁钝、肮脏、旺盛的繁殖力、和日本人和印度人在智力上都有着天然的不足”，已然不算什么了。且罗素补充：“中国人完全可以克服这些缺点，只要他们进行社会改革，破除家族道德观念。” 我们自然不必太在意当时这些大师对中国的评价，毕竟时代不同，而每个人也都有自己观察的局限性。尽管在中国的经历不那么愉快，但罗素对中国的感情依然是真挚的。他赞同中国率真平和、勤劳朴实的传统美德，也对中国的未来期许很高。1922年，罗素出版《中国问题》一书 ，使他成了西方最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。 100年前的中国十分孱弱，但罗素已然在书中预言，中国必将崛起，并能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。但他又担心中国如全盘西化，就会走上帝国主义的老路。他期许梁启超笔下的“少年中国”，在自立自强之时，也能留住中华民族“温文尔雅，恭敬有礼之风，率真平和之气”。 虽然他当年的言论不受国人欢迎，但罗素提出的构想，却正是中国现行的准则。 在此后的岁月中，罗素也曾频频替中国发声。他曾向英国政府建议归还庚子赔款和殖民地，谴责日本侵略中国、在朝鲜战争时谴责美国，而在当年中印边境冲突时，曾致信两国领导层调停。 罗素在书中写道：“如果世界上有‘骄傲到不肯打仗’的民族，那么这个民族就是中国。中国人天生的态度就是宽容和友好，以礼待人并希望得到回报。假如中国人愿意的话，他们的国家是最强大的国家，但他们希望的只是自由而不是支配。”